one more是什么意思（one more step什么意思）
但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
[41]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6期。在承认强制性标准不属于法且不能作为裁判依据的前提下，有学者为强制性标准的效力提供了别样的论证思路：强制性标准可以在裁判理由中被引用和评述，符合强制性标准可以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或证据加以援引。
透过这一反面教材可见，立法者所采取的事前极度自信，待法律颁行后再做补救的灭火式立法政策，实难为科学立法精神所接纳。反之，则以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由，否认合同效力。第80和81条参照药品管理体制规定了特殊食品注册制度，只有具备科学性、安全性和营养充足性才能获准上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还需提供安全性的临床效果材料。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第122页。为此，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148条第2款增加但书，规定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
〔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这样的公法优越论以及公私法勾兑方案，显然无法为现代法治理念所接受。因此，它的最高法律效力并不稳定。
一般认为，繁难的修改程序即可保障成文宪法不被立法机关侵犯。1959年至1975年间，政治运动趁机反向修改了这一不明确的决断，由全国人大以修宪的名义加以确认，但随后的政治实践否认了七五宪法的正当性，因而19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完全以五四宪法为基础，既坚持社会主义，同时明确依法治国的治理模式。宪法法框架内的人民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使宪法法规定的权力，包括进行全民公决、公民投票等实质性表决的权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施密特认为人民本身并无固定形态或组织，它的制宪权意志虽然必须直接而明确的表达，但只能靠行动来证明，而不能靠遵守某个规范程序来证明。
[45]在宪法起草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党内成立的宪法起草小组、政治局以及毛泽东本人。于是，制宪机关就必须代为表达根据制宪意志产生的实定宪法，并在此基础上创制一系列具体的成文宪法规范。
笔者以此为标准，分析说明1975-1982年的三次修宪行为为何不能被视为制定成文宪法的行为。从五四宪法到现行宪法的发展过程，印证了常在的制宪机关与成文宪法制之间不相容的关系，也印证了稳定的实定宪法是成文宪法发挥最高法律效力的基础条件。在施密特的实定宪法理论中，制宪权、制宪主体中的宪，其含义并不等于制宪机关、修宪机关和修宪权中的宪。为了维护成文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就必须维护实定宪法。
它对治理模式做了模棱两可的处理，这种形式妥协延迟了政治决断的做出，但五四宪法并没有提供进一步明确实定宪法的适当机制。制宪活动有1次，违宪、不正当的修宪活动有2次，合宪正当的修宪活动有1次。本来宪法文本不必一定写上法治才有法治，比如，美国宪法没有写联邦主义，而事实上美国却实行联邦制。相应地，政治协商会议不能被视为制宪机关。
在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两章可以看出，五四宪法基本遵循了法治国的路径：保障基本权利并承认对权力进行限制的必要性。如施密特所言，繁难的修改程序只是一个形式化的特征，它本身不足以成为彰显宪法之根本性的标志。
实定宪法至少包含政治形式和治理方式两项核心内容，对其中任何一项做反向修改，都是制定新宪法的倾向。这足以说明人大制度只是国家机构组织的一种框架，它本身没有特定的价值倾向。
它虽没有明确法治，却也不否认法治，而且它包含了许多反映法治要求的内容。[39]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否定了君主制的政治原则，而后来的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均迅速归于失败。因此，实定宪法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制宪主体创造的，但却不得不借助制宪机关予以表达和实施。七五宪法正是全国人大以修改五四宪法的名义终结了妥协的五四宪法，选择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施密特认为，制宪权是一种政治意志，实定宪法作为政治决断，反映的正是这种政治意志。我国历届全国人大并非都是制宪机关，四次对宪法的批准和颁布并非都是制定宪法。
但这只是成文宪法保持其最高法律效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比这更重要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实定宪法必须是明确的、稳定的。具体来说，作为具体政治决断的实定宪法，若要具有明确性和稳定性，它就要尽可能避免形式妥协，避免回避决断、或者用模棱两可的词语来延缓决断的做出，更不允许随意修改政治决断。
[60]同注[10]，第103-104页。与七五宪法相比较，现行宪法的颁布当然比较接近对成文宪法的重新制定，但是七五宪法不具有正当性，不能作为现行宪法的参照物，因而自然不能将现行宪法视为一次越权修宪或制定成文宪法的产物。
判断是否发生了修宪，表面上的标准是修改了多少，是不是对个别宪法规范的修改。[37]一切权力都在法律之下，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而它恰好与成文宪法制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
五四宪法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但是我国当时并未完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就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其实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种逻辑不能照搬到立法领域里，每届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不受前一届全国人大立法的限制。这种几乎不受成文宪法限制的最高权力，与法治精神是相悖的。[25]施密特认为：人民的意志表达很容易遭到误解、曲解和篡改。
因此，成文宪法享有最高权威，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它要求一切政治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处于成文宪法的框架内。单独秘密投票往往不包含实质性的决断内容，不宜将全民公投作为主权者直接表达制宪意志的组织形式。
人民不能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废除现行宪法。最突出的是修宪机关超越修宪权限变更甚至废除已有的实定宪法，比如就我国而言，全国人大有权力规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吗？除了修宪的界限之外，还涉及到人民是否有权重新制宪的问题。
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使宪法学者们注意到宪法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特别是注意到宪法必须控制所有国家权力。可以通过人大维护权力的必要分立、制约，也可以通过人大取消检察机关，人大制度的作用取决于治理模式的选择。
但后来的政治实践表明，七五宪法的第二项决断是没有实效性的，全国人大在1975年没有制宪机关所应具有的政治权威，它一厢情愿地表达了不符合制宪权意志的、虚假的实定宪法。五四宪法演变至现行宪法的过程，正是进一步补充和稳定实定宪法的过程。[59]由此可知，虽然施密特表面上承认人民制宪权是常在的，但是由于他否认人民制宪权可以直接表达制宪权意志的内容，而经过组织形成的民意又只能作为主权者意志的表征。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也不意味着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此结束了，因为社会主义原则始终保持着有效性，此处仅举个别例子以作为社会主义原则这一实定宪法的反映。
在成文宪法制的制度环境下，宪法文本上所有的最高（哪怕是第2条的人民）都应当做相对意义上的解读。我国1975年、1978年的修宪就是如此。
[5]从现行宪法颁布至2000年前后，学界几乎都不否认全国人大就是我国的制宪机关。[29]人民的制宪意志只能靠行动来证明。
[40]与五四宪法相比，《共同纲领》所反映的实定宪法并不清楚，它只能被视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文件。在此要证明的是，全国人大在1975年至1982年的三次批准宪法，都不是在制定成文宪法。
